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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南专栏:那年,小学毕业(一)         

那年,小学毕业(一)

木南

我站在C先生小床前接受面试。碎花圆领无袖衫,镶白边,母亲连夜赶制出来的。松紧带腰裙,藏青色,一年级入队时的礼服,当时长得拖地,母亲卷起好几层,才露出脚上黑布鞋。五年后,裙子下摆只能卷一层了,到膝盖下,露出两根干柴棍小腿。

现在,干柴棍小腿只能立着,防止抽筋,最多将重心在两根小棍之间转移,这是我立着参加集会的心得。立着,不是先生有要求,也不是家里有规矩,因为前后左右根本搁不下一把椅子了,看看屋里,也没椅子可搁。地上堆满了箱子,纸箱、木箱,还有皮箱;箱子上堆满了书,大的、小的、薄的、厚的、翻开的、合上的;书上堆着罐头盒、药盒、杯子、盘子、毛巾、衣物。大白天,屋里开着灯,窗帘拉得死死的,窗外头,知了拉拉队叫声一浪高过一浪,难不成,知了也冒着炎炎热浪搞集会?

1970年的炎炎热浪里,我小学毕业。那时打假英雄王某还没上岗,个人征信系统还没像现在这样无所不包,其实,像我这样的小学毕业生,规规矩矩只读了两年全日制,然后“文革”来了,然后眼花缭乱一串串的事,游斗、武斗,下乡、回城,停课、复课,稀里糊涂的小学六年就过去了,就毕了业。话说,不管这个证书是真是假,水分多少含金量如何,个头上涨是真的,1米50几,体重30公斤。我之所以牢牢记住30公斤这个数,是因为测体重的方式有些无厘头。我哥从食堂大师傅那里借来一杆长秤,两个“高力士”各举一头,我两手吊在秤杆上,离地,嘿,一斤不多,一两不少,整30公斤,出圈!

无厘头的事不单单测体重。这不,前几天的事,有人来找母亲,说给医学院的C先生找个孩子“学英文”,冲冲晦气。C先生病得不轻呢,两眼老看天花板,成天不说几句话,没别的,就想找个孩子来“学英文”。C太本人不便出面,说潘家的孩子知根知底,就算帮帮C太吧!来人言。众人眼里,C先生两口子属于异类。他们在家讲英文,昼夜24小时无中文插播,这是几个男孩子轮班守在他们家窗户底下“监听”之后的结论。“文革”一开始,C先生就被抄家揪斗,说是国际间谍,从美国潜回,还是右派,中科院的。C先生两口子是好人,有学问的好人,不多!母亲私底下说。

C先生半躺半卧在一张钢丝折叠小床上,穿一件蓝白方格绒布衬衣,连领口的扣子都扣上了,因为太靠近稍暗墙壁的缘故,整个人在灯光、箱子、书籍、杂物的衬配下,竟像一个舞台剧里的人物。他眼睛没在看天花板,看着我,又好像不在看我,在看我身后什么遥远的地方。C先生轻轻嘟囔了一句,我没听清楚,或者说,没听明白。先生问你会讲英文吗?C太穿一件天蓝色中式短衫,脑后梳一个爱斯鬏,面目清秀而眼神不可犯。我以为她说话时的语调口吻应该是清脆或低沉的,没想到她的声音像母亲做的糯米团很柔很甜。

Long Live Chairman Mao! Study Well and Make Progress.!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! (毛主席万岁!好好学习天天向上!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!)我一气蹦出三句,相信这三句中式英文已经印在那代人脑海里,融化在血液中了。当时小学并不开英文课,我跟在哥哥姐姐后头学了一些。大概用力过猛,我忽然咳嗽起来,而且越咳越猛,一时刹不住车了,喉间似乎还有些痰,这真令人发窘。C太赶紧找来半杯水让我喝下,我一边喝水一边努力抑制咳嗽,脸涨得通红,却觑见C先生像读一篇文章那样平静地看我咳嗽。我忙乱一阵,总算把咳嗽止住了。

C先生又轻轻说了一句,眼睛好像依然在看我身后什么遥远的地方。“你有什么爱好呀?”依旧是C太翻译。哦,潘家小四爱好还真不少,唱歌、跳舞、拉琴、打球,都会!C太一边用手帕揩拭额头的汗一边代为回答,素净的面庞像一幅剪影映在墙上。本来,小四被“文工团”录取了,不容易,多少人羡慕,多少人挤破头想进都进不去,她母亲就是不同意。为什么?为什么施先生不让孩子去文工团?C太扭头问我。我妈说我太小了,没到做工年龄。母亲后面的话我没说,如果去,小四“学历”该填“小学肄业”了。

哦!C先生的眼睛在看着我,定定地看着,我确定。那眼神倒非逼人,却有一种不由分说的严肃,同样令我不知所措。藏在镜片后的眼睛很大,我也确定。(待续)

2014年3月9日于上海公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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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阅读<木南专栏>

木南:本名潘晓楠,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,现为上海文明网副总编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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